質疑：種田的事被媒體報道后，仿佛坐了趟人生的過山車
此時，關于黃慶玖以公務員身份種田的質疑聲開始傳來。當記者再次見到黃慶玖時，他說，自己更多的時間是在辦公室，沒花在種田上。
5月10日，記者來到黃慶玖的辦公室，辦公桌上零星堆著幾份過期報紙和諸如《讀者》之類的雜志。黃慶玖從抽屜里摸出一本綠殼日記本說，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，每天都會抄上幾頁十八大報告，日記本現(xiàn)在已經被他抄了近100頁。
電腦旁邊比較顯眼的地方，擺放了一個日歷本，黃慶玖用黑色水筆在上面寫了每天的工作日程，1月和2月都甚少標注，只在元旦和春節(jié)期間，寫著寥寥幾個字：制種、稻谷結賬。
到了3月份，除去雙休日，日歷本上開始每天都有標注。不過，內容依然簡單，有的只寫了四個字：今天開會。
黃慶玖說，自己的事被媒體報道后，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過山車。“最初，是作為正面典型報道的嘛，我自己也吹了些牛，哪里曉得后來又說不能種田。”
“根本沒賺10多萬呢。”黃慶玖說，只賺了點汗水錢，兩三萬的樣子，“當時覺得，大戶包田，科學種植，是肯定可以賺錢的，哪里想到會這么不掙錢。”
的確，關于他的第一篇報道《副鄉(xiāng)長辭職種田》，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，在網上引發(fā)熱議，黃慶玖被看做是一個不戀官場、回歸農田的非典型基層官員。
而后，關于身份的質疑隨之而來。據稱，黃慶玖還因此接到上級領導部門的電話，批評他“愛出風頭，惹了麻煩。”
對于黃慶玖種田一事，零陵區(qū)組織部稱，他們不了解情況，也不作評價。“這是他的個人行為。”
黃慶玖說，妻子跟他吵架，罵他蠢，讓他跟記者解釋，他不是一個人種田，去年也沒賺那么多錢。記者提出采訪黃慶玖的妻子，被他婉言拒絕。
黃慶玖對記者說，他已經決定不再種田了。“今年投入的幾萬塊錢，算是借給別人了。我只收回成本，給我一點利息就可以了。”
他說，自己來自農村，考上大學不容易，是村里和父母的驕傲，如果因為種田丟了公務員的工作，會被村里人看成是“舍本逐末”的笑話。
黃慶玖說完這些，臉上顯出更深的疲倦。他捶了捶腦袋，眼皮耷拉下來，緩慢地關掉電腦，打了卡，走出辦公室。
“兒子回家了，要給他做晚飯。”他望著記者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不過很快，他從口袋里摸出了一塊錢，道別之后，坐上了正好趕來的公交車。
公務員種田，于法于情都說不過去
姜明安(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)：黃慶玖的行為已經違反國家公務員法，而且在情理上同樣說不過去，他這等于拿著國家財政、納稅人的錢，辦自己的事，納稅人能同意嗎?
公務員閑職太多，那就精簡，國家和人民財政負擔也不會這么重?，F(xiàn)在的情況是，公務員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，考到了基層，就不太可能到中央。應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，并進行從上到下的職務流動，讓基層公務員也看到希望。
竹立家(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)：在中國很多鄉(xiāng)鎮(zhèn)，有兩種現(xiàn)象越來越普遍：一是一些基層公務員通過參股委托他人辦公司、企業(yè)等經商活動來謀利;二是官員通過自己的親屬、妻子、兒女等辦公司或經商謀取私利。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是經商，也沒有利用土地開企業(yè)開公司，但作為一個曾經分管農業(yè)、現(xiàn)在依然在相關單位謀職的公務員來說，利用農田從事生產并獲得利益，本質上跟公務員經商并沒有區(qū)別。
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
肖仁福(湖南作家，研究官場多年)：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容于法律，但是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。類似黃慶玖這種公務員從事副業(yè)的情況，在中國基層比較普遍，所以矛頭不應對準個人甚至這種現(xiàn)象，而是制度，政府應該思考，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官員人浮于事?公務員種田或者類似的現(xiàn)象為什么存在?大致可以理解為，他要生存，他的家庭要生活。當他在一個單位不需要操太多心，甚至可做的工作很少時，面對生活的壓力，他作為一個父親，一個丈夫，便會去尋找一些可能的“門路”。
楊波(學者，研究公務員制度改革)：問題的根源在于制度。首先，基層公務員中很多職位的設置屬于雞肋，甚至成為擺設，基本沒有很多事情做，加上待遇偏低，升職無望，這幾乎已經構成了基層公務員另謀“錢”途的主要原因。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，一些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基層公務員缺乏監(jiān)督，這也間接促成了基層公務員在編不在崗、吃空餉現(xiàn)象的出現(xià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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